“小强”的幸福生活

《名城之恋——广州》一书的前言： 没有羊也没有“城”的羊城 如果把西安、南京、北京说成是城的话，那是最贴切不过的：六朝烟雨、千古典章，躺在四四方方的城墙里、和着与岁月一样无声地流淌的护城河，把大地划分为东西南北井井有条的一个个大方格子。广州现在没有城墙，1921年把最后一段城墙也给拆了；广州人心中更没有城墙的观念，没有城墙当然也就没有护城河，但是河流纵横交错，从飞机上俯瞰，绿色大地在密密麻麻如同毛细血管般蜿蜒的河网里分割成无数个碎片，在涌动不已的网络里，这些碎片又链接成为一爿五彩斑斓的拼图。 广州的任何街道都不是严格按照朝东、朝南的指向建造，七歪八扭随心所欲。广州人从来不困囿在“方向”里，路人问道，通常只会得到诸如“往左手边拐、往右手方向走”的指引。马路大多不是笔直的——如果有，譬如东风路、解放路——那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市容整改而特意拆除旧路所修。楼房从来不讲究“座北朝南”之类的戒律，杂乱无章中只求好用，修大马路也要弄个“骑楼”以防日晒雨淋。 “就手”是广州人常讲的一句话，如“发财就手”之类，盖房子尽量靠近水源、靠近道路即是“就手”之解，故而村落布局犬牙交错绝无皇城之风，任是豪门大宅也不必威严，没有丈八高的青砖墙和看门大狗。因为没有了城墙的捂合屏蔽，揉合了没有特定指向的建筑布局思维，于是就孕育了广州人的胸怀与文化：随意、不修边幅、不思栋梁谋，只作稻梁计、好吃、好玩，用本地的方言来形容就是“识叹”。“叹”非作感叹解，乃ENJOY之意，即是享受，但比起标准汉语里的“能挣会花”一词的粗粝，“识叹”之优雅、含蓄和精准，让人不得不服了老广。 于是，我们就不能把广州称为“城池”，因为她是开放的，叫“珠三角”更贴切些，2000年以来有国内外学者提出“大金三角”说，指的是省港澳大经济圈，文化同出一脉、思维方式如出一辙，而广州正是大金三角中的“黄金眼”。 广州自古别称“羊城”。但我要歪批：别把广州称“羊城”！这里没有羊，食肆除外。广州也不太“洋”，虽然她上有越千年的远洋贸易史、近有得开放改革风气之先的地理位置。论“洋气”是一定比不上“十里洋场”的铺排、大连青岛之服饰洋派、江浙福建之越洋风盛。广州人极谦恭地说着“白话”，明明白白的话！于是连香港人也尊称源自西关的粤讴为母语、“上广州”当然地称为“上省城”或简称“入城”、连粤港两地合办的大赛也总是唤作“省港杯XX赛”的。没有内地人那种窥视港澳地的神秘、自卑或者自傲感。 这里是诘屈聱牙的“鸟语”的原生地， 不过鸟语经已在全世界广泛流传，从纽约的唐人街到新马泰的水果摊，粤语特别是广州话是绝对的主导语言。不仅因为有周星驰的“厘头”、也不仅是成龙大哥的拳脚、也未必是“强势经济支撑方言流行”，乃因其本身的坦白、谐趣、简约，故风行于四方。当“埋单、打的”奔腾于前、“炒更蒲吧”浸润于后，粤文化大肚能容和大化化外的气度便气定神闲的游走于天下。 “广州印象”是什么？它是杭州菊花加云南普洱沏出的氲茵茶香中听“市鸟”画眉啾啁的闲适；它是街头二人相撞省骂半天仍不捋袖而殴的绵软；它是一天打三份工直至形销骨立然后挎上“尼康”攀长城、过雪山的潇洒。 粤语有道是“淡定”，粤人真是“淡定”，当公交水电油气医疗调价而在各地引致沸沸扬扬的时候，粤地竟悄无声息；当国脚失利、奥运夺金、申博成功而有人砸车酗酒的时候我们这里顶多只是电视机前的一声叹息或几声欢呼。南方气候阴柔，人的性格也偏阴柔，阴柔与刚烈只是二锅头和石湾米酒的风味迥异罢了。公车上书有康梁、揭干而起看孙文，南人北人，孰劣孰优不能成为论题，但粤人之适于生存，能随遇而安乃是有目共睹的。 “不设防的城市”是外地人对广州的美誉，也是广州人颇能自矜于世的品德。这里没有深圳珠海的铁丝网，任是天王巨星或捡破烂者均来去自如，没人对你多加注目；这里没有沪上人家对“江北佬”的另眼相视，只有新老“客家”语音上的区别；这里的公园不会出现像漓江边“本地人免费、外地人五元门票”的尴尬。广州给各地人打造了数以百万计的“饭碗”，虽然我们的父老乡亲中仍有嗷嗷待岗者。 大街小巷整日里逸散着川椒、湘辣子、土豆、咖喱、芝士和WASHABI的香味，中西合璧南北碰撞其食也融融；秦腔京韵、花鼓黄梅和着“翠花上酸菜”、“维尔纳森林故事”的旋律飘荡于南国的艳阳下其乐也悠悠。人说“以文化民”，我说是“大民成文”，包容万方以成就一地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就是来者不拒、择优而从。 20年前曾经有过谗言说这里是“文化的沙漠”，咂得出话里“这葡萄好酸”的滋味。古代羊城八景中的第一景乃是“石门返照”，其地在羊城北50里，是入城的关隘，此景因其中的“天下第一泉”——贪泉而名闻天下：古时朝廷派大员驻粤，入得石门必喝泉水，一喝之后就贪念徒生，以致入粤者无一清官。传说必为贪者自嘲，其实泉者自清贪者自贪而已。今天入粤早已不必经石门，而入粤者以文士居多。我知道陕西画派的传人、江南金石大师、意大利美声唱法大赛金牌得主以及许许多多炙手可热的大导大星们都麇集在珠江边，星们多如恒河之沙，则漠之传又从何说起？更不能忘记的是广州知识阶层骨头之硬，海内罕见。一个陈寅恪已传唱大江南北，还有世人还不太知晓的陈序经、容庚、廖冰兄、梁宗岱……等人的动人故事。“书生自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厌官。”董美戡先生这句给他带来沉重灾难的名诗，就是广州知识精英的写照。 评说一个地方的特点，我们总能“正说、反说”：没有历史积淀，往好的方面说是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若想诋毁，就形容成了“没有根基、浮躁”等等；历史底蕴深厚之地么？固然是千古风流、文明悠长，但是亦难免有积重难返、困囿固步之嫌。羊城好就好在它既传承中原数千年文化之精髓、又有汇贯中西、思维开放的地利之便。近20多年来更是中国社会格局、经济制度和文化潮流巨变的先锋，在传统与前卫间游走，在西方科技与中华道德之间平衡，成为一片真正的“热土”！ “50年来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此乃中外经济学专家们对珠三角的惊叹。得天之厚不如得民之厚，上天眷顾不可恃，“以人为本”方能与天俱进。一个有着巨大诱惑力的城市，它的过去现在种种，不是很值得我等探究一番的么？

9月8日 深圳发展新路向 (2005年09月09日 15:59) 1980—1993：深圳发展的模式 1998—2002：深圳，你被谁抛弃？ 2003—深圳的新路向？ 各位好，紧贴时事，现在开讲。 郑浩：深圳经济特区已经成立了25周年，经过25年的发展，深圳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经济发展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不过现在摆在深圳人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资源开发受到限制，政策方面有所微妙的变化，这个情况下深圳今后发展的路线应该怎么走？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请时事评论员朱文辉先生来做分析。 朱先生，我们想请您回顾一下深圳模式这25年来怎么发展起来的？ 朱文辉：深圳25年确实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之一。城市建设，在 25年前是一个不到2万人的小县城，到现在变成了一个超过一千万人口的大都会。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几天盖一栋楼的模式当时是影响了一整代人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思想。很多不同的排名，比如进出口、工业总产值，GDP，还有创新活力等等，深圳都是排在中国的前列，所以深圳的发展怎么说都不为过。 按我自己的观察，深圳的发展可以分做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从1980年到1993年是超高速发展的阶段，实现当时中央赋予他的特区的使命；第二个阶段，是从93年到2002年是一个逐渐变成正常化，甚至在后期出现一些低迷状况的阶段，当时最典型叫做深圳被谁抛弃；03年之后就是又面临一个新的机遇，因为03年之后中央的政策又有所调整，深圳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先简单回顾一下在1980年到1993年这个时期深圳是怎么样发展的。当时的情况在全国首先需要找一个地方来实验改革，特别是开放的政策，所以当时邓小平他就找到了深圳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看很多文献都有很详细的描述。这个过程当中中央是给了政策，但是叫做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个政策怎么样去贯彻，需要地方，特别是深圳市委书记到市民来积极的去解释或者完善这种政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中央给你政策，你怎么去灵活的运用他，所以叫做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循环，深圳当时的发展模式起点就是特殊政策。当然看到当时中国有四个特区，到现在为止就深圳这个发展最好的，所以这个特区的政策优势能够变成经济优势很重要就是靠临近香港区位的优势，所以这个是保障。这两个是外部条件，通过这个外部条件作用到深圳的高速发展到深圳的自我创新，内因是一个载体，最后的目标是达到深圳的超速发展。超速发展就证明了中央给的特殊政策以至于更大背景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就是从起点到保障再到载体再到目标，可以不停的循环，发展的越好越证明中央的政策是对的。那么中央会给你更多的空间去实验，你更能创新、更能够发展，所以80年到93年是这样一个模式。我们再看一下深圳最高潮的时候就是在中国的经济经过89年到91相对低迷的时候到92年迎来了邓小平的南巡。邓小平当时兴致勃勃的参观了深圳，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就，当时发表了非常著名的南巡讲话，而通过这个南巡讲话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思想的大解放，最后在当年秋田举办的中共十四确定了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深圳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中央对他的预期。 郑浩：我们也知道25年来深圳的发展变化是相当巨大的，但是这几年来其他的地方，比方说沿海一些城市，还有内地的一些城市发展的也相当迅猛，现在深圳面临一个问题了，就是在整个大的客观环境变化之下，特别是他的本身的资源开发受到一定限制的时候，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未来深圳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如何来决策？ 朱先生，我们知道在92年代在80年代，就是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深圳的速度是相当的惊人，所谓的深圳模式，全国各地都在学，到了90年代这方面好象有所放缓，您是怎么看？ 朱文辉：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在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是深圳的最高峰，也借深圳这个模式，这个地方确定了整个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未来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后深圳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我想一个就是全国的经济体制探索模式已经接近结束，你不用再用特殊的方法去做了，因为全国基本上是差不多一致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情况，就是整个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心就不是在深圳，而是在上海，所以在这个时候上海又在重复原来深圳所做的模式。我们看到上海在93到2002年的发展模式跟当时深圳的非常的相似，也从特殊政策开始，就是浦东的开发开放，这是90年提出来的，但是真正大规模的推行是 1993年以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在90年到2002年19次到浦东去考察，同样上海有保障，他有中国的传统的优势，因为他是中国传统的经济中心，还有很好的地理优势，长江入海口，沿海的海岸线的中部，同样上海也具备自我创新的体制，我们到2001年有一本书叫做《向上海学习》，学习上海怎么样规划，非常绵延的组织体系，怎么推行经济的决策，同样上海也实现了超速发展。上海发展之后我们看到深圳就有一定的失落感，当然在93到98年的时候深圳的发展还有他的惯性，就是香港这个优势还在。至少特区还要不要特下去的争论接受之后还说要下去的，但是一些具体的调了，但是整个大环境就是他还是一个特区；另外一个深圳有一个股市，这个股市有很强的惯性可以往下发展，再有一个在灵活的体系当中又塑造出了高科技产业，所以从93到98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从98年到2002年深圳就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出现一个很低迷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深圳的模式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郑浩：这时候在这个深圳的发展是处在一个什么的状况？ 朱文辉：深圳原来还有一些特殊政策，这个时候就在逐步的丧失。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在2001年被中央下令新股停发，就是原来还有政策，但是其中一系列政策就表明没有了，所以到了最后很多怀疑这个特区是不是名存实亡。另外就是保障了他的区位优势，香港这个时候是全面跟内地在接轨，同时香港经济本身也不景气，还有就是2001年底中国成功加入WTO，就要全方面跟国际接轨，这种特殊的政策还要不要保持。所以到了最后我们就发现深圳出了一篇网上的文章叫做《深圳，你被谁抛弃》，在深圳是引起非常大的轰动。但是这个时候确实是反映了深圳的低迷状态，而且我们看珠三角的内部一些新的竞争对手，比如说广州，他在90年代中期以前相对不是发展很快，而且是在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当中，但是95年以后发展的非常快，特别是98年以后，广州的发展可以叫做一日千里。广州是珠三角天然的中心，他从珠三角大量的吸取了腹地的资源，而深圳在发展过程当中他历来和珠三角没有特别明显的联系，因为他总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全国的特区，所以看深圳是讲普通话的，广东是讲广东话的，就是把深圳无形中和珠三角隔开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深圳确实到了一个非常低迷的时期。 郑浩：显然摆在深圳面前的问题，看来是如何走，未来的道路如何发展，我觉得跟深圳的领导阶层他们的决策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我们要看的就是他未来的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和香港如何联手进行发展这方面他今后应该怎么做？ 朱先生，深圳确实面临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本身的资源以及城市的高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政策方面有一些变化，在这些方面深圳如何去做？ 朱文辉：我们看到03年是深圳发展的又一个转折点，02年是在讨论被谁抛弃，03年随着我们看到北京的政策调整，深圳原来被拿掉的东西又还给他了，比如深交所又可以新股重新发了，而且最近很长时间的中小企业板块也非常成功的开了。在当年的下半年国务院还专门派了一个调研组来研究深圳未来究竟怎么发展，所以深圳又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不过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旧的弊端就很明显的出来了。比如深圳没有土地了，他发展的太快，而且深圳不是一个正常的城市，因为他是一个特区，和特区外是两个世界，特区外是搞工业的，特区内是搞城市的，所以我们看到深圳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工业化过程出现了背离。另外就是深圳没有腹地，比如广州是有很大的腹地，他可以把番禺撤县建区，还有很大的腹地，深圳是没有腹地的。更重要的是深圳旁边的香港回归了，而且香港同时也完成了回归之后的新定位，所以我们看到跟八十年代的深圳跟九十年代的上海一样，现在香港中国经济发展当中也有了一个新的角色。 郑浩：看到香港跟上海的迅猛发展对深圳来讲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朱文辉：我们看到香港跟内地的关系形成了非常良好的良性循环，目标就是要相当的稳定繁荣，及其对内地作出新的贡献。香港的起点就是一国两制，香港的保障就是制的制度优势，还有一个载体就是两地频繁的经济往来，就是用制度化的CEPA来保障，所以我们看到未来香港会进一步的服务于内地，在服务内地当中又形成了自己进一步的繁荣，所以未来深圳的发展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同时我们也看到深圳想进一步去吸纳或者是再让中央给特殊政策的空间已经不大了，比如说最近中央提出浦东要做改革开放的综合实验区，我们看到像北方有一个叫做天津的滨海新区，就是说他们也基本上拿到了这个政策，但是好象到目前为止深圳还没有拿到。所以未来的发展就要看深圳要自己怎么样从内部发掘，因为他已经是一千多万人的大城市。如果考虑到深圳不可能有更多的特殊政策的话，我倒是觉得深圳有几个方面需要关注的，第一个就是深圳的人口问题，就是深圳的户籍人口在深圳1200万人当中比例非常低，大概只有170万。这个人要是没有户口，他不会把深圳当成自己的家，要发展创新产业、文化产业，需要这个做创新的科技人员对他要很认同，要长期发展，如果没有户口的话是很难的，所以人口户籍政策要做大的调整 郑浩：关于这方面，深圳新上任的市长许宗衡先生日前也是到香港来访问。最后一天的访问行程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参观香港规划及即建展览馆，上任后首次访港的许宗衡在总结行程时表示访港三天与香港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多个部门官员会面，达成多个共识，包括供港食品安全问题、亮底政府成立通报机制，他承认目前仍有不足之处。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朱文辉：我们现在看的很清楚就是深圳已经意识到了，就是未来深圳的发展和香港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深圳在最初的发展是依靠香港的区位优势。是现在深圳二十五年已经逐渐长大了，他有自己的经济实力，但是特定的地理和的各种各样的环境组合又让深圳下一步的发展就必须跟香港靠到一块，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就是一种一国两制国家底下的双子城怎么样能够同步实现繁荣，同时这个繁荣当中又考虑到中国整个经济非常快速发展的大背景，更大的背景就是整个东亚地区。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中心，深圳也把自己定义为国际化的城市，所以未来怎么样发展，以及两地政府怎么互动，还是值得我们去观察。 郑浩：对，其实深圳和香港联手进行新的探索做互补、互利、互惠，相信未来香港和深圳都会在共同的发展当中取得双赢。感谢您的分析。 今晚的《时事开讲》就先到这，明天仍然为大家关注时事，继续开讲，再见！

2005年08月30日 16:25 记者从刚刚召开的深圳市律师代表大会上获悉，深圳市律师队伍增长迅速，已经从去年同期的195家发展到202家，其中外地律师所分所49家，注册律师从2772人发展到3200人，增长率为15.4％。省律师协会负责人说，深圳律师的增长速度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据介绍，全市律师业务收入去年达到10.9亿，人均年收入35万元。全市律师纳税总额达到9767万元。

律师法律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对于提升城市功能，促进党和政府依法行政、企业守法经营、公民和各种民间组织依法办事，实现社会公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作用。自1979年我国恢复重建律师制度以来，武汉律师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与现实社会的要求相比，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律师业发展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百尺竿头，需要更进一步。　　一、我市律师业的基本情况　　武汉现有律师事务所132家，从业人员过百的1家(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1249人，拥有法律本科以上学历的占77.7%（含博士10人，硕士、双学士144人），律师队伍初具规模。就组织形式而言，合伙制律师事务所120家，合作制9家，个人开业所2家，国资所1家，合伙（合作）据主导地位，律师事务所已脱离“国资”性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介组织。行业监管体制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顺，正在由单一行政管理向政府宏观管理和律师协会行业自律性管理相结合的新型管理体制过渡。　　作为推动我市民主法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律师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通过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积极参政议政，推动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促进了依法治市市策的深入实施；其二，通过参与企业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上市融资等，直接为企业改革改制服务，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其三，通过担任企业法律顾问、参与企业经营决策、代理企业诉讼，服务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直接推动了我市经济发展；其四，通过全面介入企业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资、知识产权争议和反倾销、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诉讼，直接服务于我市的对外开放；其五，通过参与政府信访接待，参与处理涉法上访问题，参与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参与民事纠纷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公正，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全市律师年均担任企业法律顾问2000余家，办理各类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近2万件，近10年来无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8000余件，近万名贫者、弱者、残者通过法律援助实现了法律赋予的权利。　　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武汉律师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2004年，全行业实现总收入8941万元，在服务业中占比不到0.1%，纳税778万元，在服务业中占比仅为0.2%左右。　　二、律师业发展面临的几个问题　　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相比，武汉律师业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 整体规模偏小　　无论律师队伍、事务所规模或整个律师业的经济收入，武汉都存在规模偏小的问题。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律师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是衡量律师规模的重要指标。武汉目前这个数值是万分之1.5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万分之一），低于北京的万分之11.39,上海的万分之4.58，广州的万分之7.43,中国香港的万分之8.5，英国的万分之15，美国的万分之30。　　武汉律师事务所规模普遍很小，律师大多单兵作战，难以形成整体合力。百人事务所仅1家，近1/3的事务所执业律师少于5人，1200余名律师分布在130余个事务所，所均律师数9.46，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律师13246名，事务所728个，所均律师数18.2；上海律师6200名，事务所618个，所均律师10.03；广州律师5842名，事务所407个，所均律师14.35；南京律师950名，事务所91个，所均律师10.44；西安律师810名，事务所65个，所均律师12.46，几个城市律师事务所平均规模均大于武汉。在发达国家如美国，一个中等规模的律师事务所有律师500人左右，一家大型事务所光合伙人就七八百，律师有2000多个。　　收入方面，2004年武汉律师业总收入不到1亿元，北京40亿元，上海22亿元，广州27亿元，南京1.4亿元。京、沪、穗律师收入明显高于全国其它城市，业内有“二八现象”之说，即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律师收入占全国总收入20%，东南沿海占80%，京、沪、穗三市又在80%中占80%。　　2、 服务领域偏窄，人才储备不够　　据市律师协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武汉律师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只是在“帮人打官司”，一般的民事、刑事诉讼在律师业务总量中占到74%，法律咨询、法律顾问等非诉讼业务仅占26%，金融、保险、电子商务、海商海事、企业破产、反倾销反垄断等新兴专业服务领域尤其涉猎不多。律师事务所普遍“小而全”，律师大多是全面手，只要案子找上门，什么都做，什么都很难做得精致。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各种各样的非诉讼业务占律师全部业务的80%，服务领域宽阔、专业分工细致已经是律师业的显著特点。在北京，30%以上的律师明确了自己的业务领域定位，市律师协会下设的专门业务委员会已接近50个，WTO、奥运法律事务、国际贸易与投资、证券期货、知识产权、房地产与建筑工程、未成年人保护、复转军人权益保障等各个领域都有专门的律师队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日益觉醒，新型法律关系不断涌现，社会对法律服务的全方位、多层次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律师除具备基本办案素质之外，必须精通一到两门专业知识，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不断研究探索，求精求专。目前，我市绝大部分律师知识结构单一，律师对新型的法律服务项目和高难度的法律服务事项，如WTO、反倾销、涉外贸易、网络信息、电子商务、金融保险、国际法律事务等等接触不多，理论准备和实务锻炼不足。如在涉外法律业务方面，据保守估计，能够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全国只有4000人，而且集中在京、沪、穗等地，武汉少之又少。　　3、 律师参政议政渠道有限　　律师的职能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方面是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当事人服务，这是律师的本职工作。另一个方面是治国，为国家服务，为国家的治理和管理服务。我市还客观存在律师参政议政渠道狭窄的问题。2003年武汉市、区人大换届选举，有4名律师分别当选市、区人大代表，13名律师分别当选为省、市、区政协委员，约占律师总数的1.4%，较往年有所发展，但仍然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与西藏、宁夏相当。资料表明，美国参议院100名议员中，有65名出身于律师；众议院430名议员中，有205名出身于律师。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团拥有39名律师，由国务卿直接领导，负责政府的法律咨询，并为国务院处理国际事务提出法律意见。许多律师受雇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我国国内不少地方日益重视律师的参政作用。重庆市把立法任务委托给律师事务所，深圳市为每位人大常委聘请法律顾问，厦门市成立市长律师团的做法都值得我市学习借鉴。　　4、 律师事务所的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经营管理人才奇缺是武汉，也是全国律师业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律师业的发展时间尚短、经营管理方式还比较粗放，现代大型公司化律师事务所的CEO阶层几乎没有形成。这是我们培养大型公司化律师事务所参与区域竞争和跨国竞争的巨大障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境外律师所将执业与管理的职能相分离，让专职管理人员主持律师所的经营和日常管理的行业状况。 在美国，大型律师事务所的最高级管理层为执行委员会，其成员由合伙人中选举出一定数量的人担任。执行委员会对事务所的发展方向作出战略性的决定，并处理事务所的一些重大问题。而律师事务所的日常管理工作，则由执行委员会下设一名执行董事负责。事务所日常管理机构分为人事、财务、经营、咨询四大部门，并设立了许多管理委员会，各司其职。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十分重视把律师的精力集中在最赚钱的业务部门，充分发挥他们的最大价值。　　5、律师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　　律师的执业权利仍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突出地表现在律师执业中“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三个方面。税制不够科学合理。目前我市律师业实行浮动税率，由此客观上增加了税金收缴成本，也增加了律师的道德风险（容易发生偷漏税事件），不利于律师业的发展。国内很多城市已对律师业实行定税制，北京税率为11%，天津9.8%，广州12%，深圳9%，西安10%，南京12%，石家庄10%。我市迫切需要尽快解决律师纳税问题，税务部门应出台优惠政策，制定合理税率，扶持律师业发展。　　三、促进我市律师业健康较快发展的建议　　针对我市律师业面临的问题，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鼓励引导我市律师业加快发展。　　1、积极引导律师事务所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道路。适应经济全球化、法律服务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加快律师事务所的结构调整，引导律师事务所实行“强强联合”，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道路。通过政策扶持，组建100人大所3-5家、50人左右中型所10 -15家，并争取尽快建成能够进入全国前十位的律师事务所，逐步形成以规模所为龙头、以中型所为骨干、以小型所为补充的良好格局。引导建设20个左右具有专业特色的律师事务所，三五个以金融、证券、房地产、知识产权、保险为主的专业化分工明确的律师事务所，以专业化构建律师事务所的核心竞争力。　　2、鼓励帮助律师拓展法律服务新领域。在立足于传统诉讼业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非诉讼业务，积极为推进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延伸产业链、培养企业群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引导律师业务全面渗入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吴家山台商投资区等开发区，为神龙汽车二期、东风本田扩产、阳逻电厂三期等重大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直接服务于企业经营决策。借鉴北京、上海、海南、大连等地的经验，在国企改制、城中村改造、房地产开发、土地交易等诸多政府主导型项目中，建立律师强制性介入制度。由律师对项目进行充分的法律论证和广泛的市场调研，草拟合同，审查合同，出具法律意见书，将法律风险关口前置，降低经济活动中的法律风险。如北京、大连等市要求，大型建设项目必须有律师参与。海南省政府要求，国企改制必须有律师介入。上海市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国企改制法律服务团”，组织律师参加业务培训，为企业改制的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保障。上海浦东新区要求区内所有重大经济项目和活动都要事先征求律师的意见，新区逐渐出现“金融家不见律师的法律见证不贷款，实业家不见律师提供法律意见书不投资，商人不见律师的资信证明不发货”的趋势。另外，党政机关要率先垂范，重视律师的法律服务，引导社会强化法律意识。组建政府法律顾问团，让律师参与决策咨询，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法律依据。考虑在人大代表中增加律师专业人士的比例，在市政协设立律师界别，从而有助于从总体上提高代表议案质量和审议水平，提高政协委员提案或建议质量及其参政议政水平。　　3、重视人才引进和培养，为律师业发展壮大提供智力支持。改革律师事务所内部分配机制，硬性规定事务所提留部分资金作为发展基金，用于人才引进和业务培训。参照市政府津贴人员标准，每月给予博士律师适量补贴，对攻读博士学历、学位的律师的培训费用实行税前列支。尽快将涉外律师人才库纳入政府人才库系列，加大输送律师到国外培训力度。这些政策有助于律师业广聚英才，从而提升我市律师业整体素质。　　4、进一步优化律师执业环境。请一线律师参加，制定律师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明确行业发展目标和具体扶持政策。公、检、法、安、司各部门协调建立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沟通、支持和配合机制，保证相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规定，解决律师执业中的“三难问题”，维护司法公正。改革完善税收机制，扶持律师业发展。清理非法法律服务机构，严厉打击各种违法执业活动，净化法律服务市场环境。 2005-7-25 6:33:47

　　2004年度京城律师行业营业收入突破50亿　三至四成才是纯收入　纳税　房屋租赁　职员工资占去大半——— 　　■月薪：实习律师1000多元　工薪律师5000元　提成律师收入分“大小月”收入反差比较大　合伙人收入高 　　■年薪：3万—5万者不少　10万左右比较正常　年薪百万者不多　律师挣钱多少不看学历　接案主要靠“口碑” 　　编者按 　　日前，媒体根据司法机关公布的数据发表了《北京律师年均收入50万》的文章，在律师界引起了不小震动。京城不少律师反映自己的收入远远低于该数。那么，律师们的实际收入到底如何？什么样的律师赚钱多？他们是否也存在着诸多的风险？就此，记者采访了几位资深律师、合伙人，他们用自己的从业经历解读了律师业的收入状况。 　　京城律所“营业额”突破50亿 　　北京司法局公布：2004年度北京律师行业的营业收入突破50亿元，占到了全国律师行业的1/3以上———这是一组令人兴奋的数字，以京城执业律师1万人计，每人年均创收50万。但这50万就是律师的“人均收入”吗？ 　　北京君泰博华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孙志勇、中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柴志伟和王玉梅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玉梅，为律师行业做了一本“收支账”。 　　律所收入——— 　　三至四成“营业额”是纯收入 　　“律师行业创收50亿，这其中并未扣除纳税、律师及辅助人员的工资、办公费用等支出。依个人经验判断，这个数字的30%-40%才可能是律所的纯收入。”孙志勇律师说。 　　据王玉梅、孙志勇律师介绍，律所的“营业额”中包含以下几项： 　　纳税：“北京律师需缴纳的税率为12.5%，以此推算，2004年京城律师纳税6.25亿元（50亿X12.5%）。”据孙律师介绍，2004年律师事务所纳税的“前三名”纳税都过亿元，最高的达1.7亿余元。 　　房屋租赁成本：这部分往往是一个事务所支出最大的一块。 　　以每天4元/平方米的“一般标准”计算，租赁一个500平方米的写字楼，一年花费的费用为“4元/平方米×500平方米×365天＝73万元”，孙志勇律师说：“这还只是租用普通的写字楼，地段好的还要贵得多，一般规模大点的事务所房屋租赁成本都上百万。” 　　工资支出：这其中包括工薪律师底薪，实习律师、助理律师底薪，秘书、会计、打字员、前台等辅助人员工资，事务所职工的三险及一些商业保险。 　　办公成本：如制作文件、网站维护、水电费、供热、工薪律师差旅费、宣传费用等。 　　结余：这部分是利润，主要包括合伙人收入、提成律师收入等。 　　“京城近千家律师事务所，‘营业额’能上千万的不超过100家。”孙志勇律师说。 　　律师年薪——— 　　10万左右较正常年薪百万占少数 　　“目前，北京的律师行业竞争非常激烈，最差的律师生计都成问题，年薪3万元-5万元的不在少数，10万元的比较正常，上百万的只占少数。合伙人的收入相对较高，特别是收益好的事务所。”王玉梅律师说。 　　据王律师介绍，目前一家事务所内的律师分为合伙律师、提成律师、工薪律师、实习律师几种，律师之间的收入相差较大。 　　据孙志勇律师介绍，律师每办一个案子也有不小的成本支出。 　　以年收入5万元的律师为例，其成本支出大约能达到2.9万元，仅有2.1万元是其纯收入，平均每月1750元。 　　孙志勇律师说：一名大学毕业生成为律师，一般通过司法考试要1-2年，之后当实习律师又要1年，真正能自寻案源、独立办案一般都在二十八九岁了，“职业成本”非常高。 　　律师挣钱多少不看学历 　　学历与收入不成正比案源是关键 　　在谈到“学历对律师的收入有多大影响”时，3位律师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学历与收入并不成正比。” 　　柴志伟律师说：“目前律师的收入并没有因本科、硕士、博士的学历有明显的区分，一些所的工薪律师只在底薪上有些许的不同而已。海归律师较之国内律师的收入可能会高出一两倍，甚至更多。” 　　孙志勇律师说：“案源是律师收入的决定性因素，这与一名律师掌握的社会资源直接有关。” 　　他举例说，一些大项目需要请法律顾问，许多律师在业务能力上都符合，但能拿到项目的只有那些社会资源丰富、消息灵通的人。案件不同收费有别非诉讼业务有保障 　　柴律师说，律师们接手的业务有诉讼、仲裁、非诉讼（如企业法律顾问，企业改制、上市的法律咨询等）三类，其中“非诉讼类的比较有保障”，主要是因为很多按小时收费，而且风险相对不大。 　诉讼类案件分为“一般代理”和“风险代理”，前者费用较低，后者是目前当事人普遍采用的，按官司的输赢付不同的酬金，律师风险较大。 　　仲裁类的业务，对于国内客户按风险代理，而对于一些国外的客户律师则“按时收费”，资深律师做此类业务收入较高。 　　柴志伟律师介绍说，目前在北京非常专业的律师只占少数，如专做知识产权、海商等领域的，大多数律师是能接的都接。 　　这些领域也是有区别的，“金融、地产、涉外、上市等业务收入高。民事案件，如离婚、析产等收入较低；刑事案件，如盗窃之类的就更少，最低的也就500元左右。” 　　律师接案主要靠“口碑” 　　律师的业务能力包括办案能力、沟通能力、辩论能力等。 　　孙志勇律师说：“律师服务有个特殊的行业特点———它的服务事前不能识别，不能‘试用’。因此在按官司输赢定收入的‘风险代理’中，业务能力使得律师们的收入出现了两极分化，高收入与低收入间的最大差距高达百万，甚至更多。” 　　业务能力往往是办案经验累积而成，这也是律师为什么“越老越值钱”的原因。 　　“此外，个人信誉的良好‘口碑’，是影响律师收入的长期因素。事务所并不靠打广告，律师接案也主要靠‘口碑’。”王玉梅律师说。 　　律师两大职业风险 　　柴志伟律师概括说，律师这个被誉为“新阶层”的“非工非农非商非官”的行业具有较高的职业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影响到律师的收入，也与他们的职业生涯长短、人身安全息息相关。这些风险包括执业失误风险（责任风险）、经营风险。 　　执业失误风险指因律师执业过错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民事风险上，律师因严重失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如今年年初，北京二中院判决的“嘉华案”，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因失误，致使当事人1亿资金被骗，法院判决该所返还100万元律师费并赔偿800万元（据悉，该案已上诉，二审结果未出）———由于目前律所大都实行“合伙人制”，是无限连带责任，律师出了事律所得负责，因此一个案子就可能使律师倾家荡产，使事务所破产关门。 　　行政风险上，律师因执业行为的不规范，可能遭受司法行政机关及律师协会的处罚，严重违规的律师有可能被司法行政机关吊销执照而砸了饭碗。 　　3位律师用亲身经历披露了律师们在从事这个“高成本投入、高风险”行业时的困难，“日进斗金”不是人人有份。因此，不论是择业还是作评价，客观考虑实际情况比只见行业光环要实际和实用得多。 　　盘点律师“家底” 　　实习律师：1000元/月-2000元/月，年薪1万元-2万元。 　　工薪律师：（一般工作经验5年以上，案源由事务所提供）底薪3000元-4000元，最高5000元。加上奖金等，年收入4万元-8万元。 　　提成律师：提成律师分为“纯提成”和“底薪+提成”两种。“纯提成”律师所得收入与事务所间一般“七三分成”；“底薪+提成”律师，底薪800元-2000元/月不等，提成率为20%-50%。提成律师收入不固定，有时有案子，有时无案子，有大小月、大小年之分，收入反差比较大。 　　合伙律师：收入依事务所经营状况而定，是律师中收入颇丰一族，年薪数十万元、上百万元，甚至更多。